中国现代文学中长子形象分析
摘 要：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有一类人物活跃在人们的视野里，那就是长子。他们生于封建家庭中，身上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悲剧性。他们身上又有着各不相同的人生抉择，从而构成了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形成了他们特有的历史价值。
中国论文
关键词：现代文学 长子 悲剧性 人生抉择 特有价值
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新旧文化的转型时期，处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封建家庭自然也受到了新文化的冲击。中国封建家庭的旧思想逐渐开始被传入的新思想所侵入，新思想唤起了沉睡的青年人，他们开始追求新文化、新观念。无论是对于封建家庭还是对于社会国家，他们开始要求民主，要求自由，不愿再被几千年来中国的封建思想观念所禁锢。他们渴望做自己的主人，渴望做社会的主人，渴望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在新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封建家族体系开始逐渐瓦解，旧思想开始与新思想进行殊死搏斗。
在中国现代家族文学中，老一辈的人代表的是顽固老化的封建旧思想，而新一代的年轻人却代表着民主自由的新思想。然而处于新旧文化中间的却是封建家庭中的长子。巴金《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中的高觉新、老舍《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曹禺《北京人》中的曾文清等，正是处在新旧文化碰撞的中间地带，他们是逐渐瓦解的封建家庭中的长子，也是新旧文化的承载者。这一系列的长子身上，有着共同的悲剧性，同时又有着各自不同的人生抉择，从而形成了长子形象的特有价值。
一、共有的悲剧性
长子在封建家庭中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因此他们受着所谓整个大家庭的“宠爱”。这种“宠爱”是强加于他们身上的，他们甚至没有选择的余地，而这种“宠爱”的背后隐藏着他们必须履行的对于整个封建大家庭的“”。尤其是在20世纪上半叶新旧文化交替的特殊历史时期，长子更是被推到了封建家族制度瓦解的风口浪尖。他们一方面接受着传统的封建家庭旧思想，一方面又受到新思想的熏染，他们不完全代表旧文化，也不完全归属于新文化，他们处于新旧文化碰撞的中间地带，而这个中间地带正是现代文学中长子所处的灰色地带，也就是悲剧境地。笔者认为这种悲剧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封建旧制度的遵循;第二个阶段是在被迫接受旧制度之后，特殊的环境或历史时期使他们变为矛盾体;第三个阶段是变成矛盾体之后，产生一系列的变故。
（一）封建旧制度的摧残
封建旧制度活生生地把有志气、有理想的青年人给打压下去了。为了所谓的孝悌，这些长子不得不服从家里的安排。这些长子大都自幼聪慧，在家里又备受宠爱，人们也都说他们以后会有很大的成就。
《家》中的高觉新，他在充满爱的环境中长大，在中学时成绩优秀，又对化学很感兴趣，他打算毕业后去著名的大学深造，还想到德国留学。他有着一切同龄的青年人所有的梦想，他是一般同学最羡慕的人。然而就是在同学最羡慕的时候，他的梦想被残酷的现实打破了。仅仅是因为爷爷想要重孙，父亲想要孙子，他就要成家，跟一个不认识的，连面都不曾见过的女子结婚，而这个女子是父母通过拈阄的方法确定的。仅仅是因为父亲想在家休养，他就要帮忙料理家事，在他最需要、最渴求知识的时候。他的梅表妹、他的化学、他的爱情、他的理想，都被封建大家长的专制给扼杀了。
专制主义的封建家长统治，一切都是家长说了算。作为长子，需要做的只是服从，不容质疑、不容反抗。觉新为了“孝悌”，选择了沉默地接受祖父、父亲的决定。曾经令人羡慕的有理想的青年已经被这个封建家庭摧残得没有目标、没有幸福。
《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他有点女性，在行动上喜欢全盘的体谅。”[1]他体谅他的祖父，体谅他的父母，体谅他的弟弟，就连他自己的婚姻，他也选择体谅、选择妥协。他并不是不明白恋爱神圣、婚姻自由那一套，他也知道不应该一辈子都拴在一个他所不爱的女子身上，但是他替父母着想，替他的未婚妻着想，娶了父亲为他定下的“韵梅”。在思想上，他与老三瑞全相近，甚至比老三认识得还要深刻。但是在家里他不愿意时常发表自己的观点，他不愿意说出自己心中的痛苦和难处，他只愿体谅别人的难处。当他看到他的顺从给祖父与父母带来的快乐，他会感到一点骄傲，这种骄傲是用他的牺牲换来的。
他的体谅、他的顺从、他的腼腆、他的平和是家庭环境和自己的长子地位造成的。这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封建家庭，瑞宣的父亲天佑不常在家，母亲又多病，瑞宣作为长子长孙，理所应当地挑起了照料这个大家庭的重担。既要照顾到年迈的祖父的心情，又不能让父母多费心，还要对下面的两个弟弟进行教导，更要对两个孩子和妻子负责。他是家里的中心人物，因此他不得不权衡整个家庭，他不得不顺从，不得不委屈自己。封建家庭的旧思想*害了他，让他以为作为长子，就应该这样做，就必须这样做，牺牲自己的感受，博得全家的欢笑。
《北京人》中的曾文清，生于书香门第，下棋、赋诗、作画样样精通。小时候聪明绝顶，被誉为“神童”。而现在他有着非凡的谈吐，有着温厚可亲的性格，却给人一种沉滞懒散的感觉，懒散到自己都不想思考任何东西，分明变成了生命的“空壳”。在情感上，他也有着自己的苦闷，他有志同道合的心上人，他渴望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然而他顺从地接受了父母的选择，奉命结婚。在妻子方面，文清并没有觉新、瑞宣幸运，他的妻子并没有给他慰藉，给他体贴，常常尖酸刻薄地对待事情，对他也常常讽刺。逐渐地，他开始变得对婚姻麻木、对任何事情都了。他用鸦片充实着自己的精神，“实际上他变成了没有思想的‘空壳’，一半成了精神上的瘫痪。”[2]很难想象一个幼时绝顶聪明的“神童”长大后会变成一个生命的“空壳”。是什么残害了本应该有着大好前途的青年？是封建家庭旧制度，是腐朽的士大夫文化，是母亲的过度溺爱。父母包办了他的婚姻，使他失去了婚姻的幸福，父母的过度宠爱，使他没有了飞翔的勇气。加之长期封建旧思想的熏染，他终于成为一个丧失理想、过着浑浑噩噩生活、靠鸦片提神的“废人”。 觉新、瑞宣、文清，他们本应该有的理想、爱情被封建制度这个铁牢笼活生生地困住。他们成为封建旧制度、旧思想的牺牲品，他们的不幸，恰恰揭示了封建旧制度“吃人”的本质。
（二）自身矛盾的冲突
命运时常会开玩笑。当他们顺从地接受了封建大家长的安排，心甘情愿地履行着作为长子的，希望从此过上安稳平和的生活时，命运又给了他们致命的一击。这个玩笑是必然会出现的，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正是新旧文化碰撞的历史时期。他们必然会受到外界的影响，他们自己维持的封建家庭也必然会受到冲击。在这种外力的冲击下，他们开始变得矛盾，变成了有双重人格的人。
在《家》中，五四运动发生后，报纸上的文章唤醒了觉新的理想，唤醒了他的青春。他开始贪婪地吸收新文化，开始和他的两个兄弟谈论这些新思想。但是他还有一个身份――长子，他要担负起这一房的，因此他必须顺着旧的环境生活下去，跟那些有着旧思想的长辈打交道，听有着封建旧思想的长辈的训斥。“于是他变成了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在旧社会里，在旧家庭里，他是一个暮气十足的少爷;他跟他的两个兄弟在一起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新青年。他依旧继续阅读新思想的书报，继续过旧式的生活。”[3]由于受到新旧势力的夹击，觉新变成了游离在新旧之间的矛盾体。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因此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必然会受到历史、时代的影响，产生自己的矛盾。由于受到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四世同堂》中的瑞宣自身也开始产生了矛盾，他游离在“为家”和“报国”之间，“尽孝”和“尽忠”之间。他知道如果报国尽忠就不能为家尽孝，如果为家尽孝就不能报国尽忠。可是他终究是四世同堂大家庭中的长子长孙，他不能丢下整个大家庭，因为那是他的。他支持老三瑞全走，离开北平，为国报效。他无奈地对老三说，只有他来尽孝，老三去尽忠。然而老三走之后，他还是会时常矛盾。他常常想象，假如是他单身一人该多好，没有四世同堂的锁链，他必定为国报效。四世同堂的、中华民族的家庭伦理绊住了他的报国之心。因此，当他看到钱默吟老人出狱后的改变，他钦佩老人，同时更看不起自己。他认为：“他的脑子一天到晚像陀螺一般的转动，可是连一件事也决定不了。他只好管自己叫作会思想的废物！”[1]他变成了思想上的矛盾体，他成为了有双重人格的人物，他自己找不到更好的办法逃出这种思想怪圈，逃出这种悲剧境地。
《北京人》中的曾文清，一个被不幸婚姻折磨的“空壳”之人，他也有自己的矛盾。在文清决定离开家，出去外面闯荡前，文清见了愫方，那个被他耽误了十几年的女子。他痛苦地告诉了愫方藏在心里的那些知心话：“为什么我们要东一个，西一个苦苦地这么活着？为什么我们不能长出两个翅膀，一块儿飞出去呢？”[1]他明明对自己现在的婚姻不满意，明明与愫方姑娘情投意合，却不能改变什么。他后来甚至又劝愫方嫁给那个考古学家袁先生，他活在这种爱情的矛盾中。就连他的生活也都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觉得这个家没有一点生机，再也呆不下去了，他要闯出去;另一方面，他又有自己的担心，他担心自己没有飞出去的能力，担心自己的家庭，否则他不会在选择走的时候那么犹豫。关于爱情、关于生活的矛盾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的灵*。他痛苦地活在这个家中，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一个平衡点，怎样才能找到他的出路。
（三）变故之中的悲剧
在矛盾之中活着，虽然自己变成了一个矛盾体，但是只要能维持整个封建大家庭的和睦，保护整个大家庭人员的安全，自己的牺牲也是值得的。然而，命运时常令人捉摸不透。就在这些长子安于现状、只想过好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却发生了一系列的变故，让他们措手不及。
《家》中的觉新，顺从地接受了祖父与父亲的选择，同样也接受了自己处于新旧文化碰撞的焦点的特殊地位，接受了自己的双重人格，他只想好好地过着平静安稳的生活。但是由于高老太爷去世，封建迷信的长辈们提出为避血光之灾，让他的妻子瑞珏到城外生孩子。觉新不是不知道血光之灾的说法只是迷信，也不是不知道城外条件极差，在城外生孩子的后果是怎样。但是性格懦弱的他最终遵从了长辈的决定，他只是觉得他对不起瑞珏，最后瑞珏之死使他遭受着长久的折磨。这时，儿子海臣成了他生命中的唯一的希望，乖巧的儿子给了他许多心灵上的慰藉，然而病魔又夺去了海臣的生命。一连串的悲剧发生了，他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
他知道这一连串悲剧最终的根源是封建旧制度、封建旧思想，自身的软弱顺从也加快了悲剧发生的进程。
《四世同堂》中的瑞宣，当他决定自己在家尽孝，老三为国效忠时，当他身心备受不能为国效力的折磨时，家里却不像他想象的那样，靠他支撑，受他保护。瑞丰得到教育局科长的位置后，就迫不及待地搬离了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瑞宣并没有阻止他的二弟走上为日本人做事的道路。而后老二由于痴心妄想要做日本人的特务，最终死在了日本人的监狱里。这些并没有因为瑞宣留下来保护整个家庭而改变。自己并没有犯什么错误，仅仅是因为在英国使馆做事，就被日本人抓走，遭受心理上的折磨。同样，瑞宣的父亲被押着游街，嘴里还要高喊“我是奸商”，这个一辈子没有做过错事，永远都平和老实年过半百的父亲受不了这样的羞辱，于是选择投河自尽。还有街坊邻居的各种不幸的遭遇，都开始让瑞宣的内心备受煎熬。
在日本强盗横行北平时，他的平和、他的妥协、他的安分守已，并没有给他带来幸运，而是带来了一系列的灾难。
而《北京人》中的曾文清，不愿离开那个已经落魄的封建士大夫家庭，但是面对家里的那些事，他从来没有勇气抬起自己的头去解决。妻子讽刺他的知己愫方的时候，他只是痛苦万分;由于同情儿子在婚姻生活方面走上了他的老路而过分地纵容;听到妹妹撕心裂肺的呼喊时，却麻木地走向自己的卧室。家中大大小小的事，他都漠不关心，每天只关心他的书画、他的鸽子。
鸦片使他麻木，他就甘愿生活在这个麻木的环境下，使自己越来越痛苦，使自己变得越来越像“空壳”。 二、不同的人生抉择
每个人的人生轨迹都不相同，每个人的性格也都不相同。尽管有相似的悲剧性，但是人生抉择却不尽相同。
（一）觉新式的抗争
“时代浪潮的冲击、现实的深刻教育、激进势力的推动，都使觉新在思想意识上发生变化。”[1]当觉新深爱的人一个个离他远去时，他似乎有一些醒悟，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顺从懦弱。在受到妻子瑞珏惨死的刺激之后，他经过痛苦的挣扎，决定帮助三弟觉慧出走。他意识到这个封建大家庭里需要一个“叛徒”，需要一个不像他一样顺从懦弱的人，来反抗这个已经腐朽的封建家庭和封建制度。我们知道在《家》的结尾，觉新帮助了三弟觉慧出走，也就是说他已经站在了觉慧的一边，知道自己性格顺从懦弱不能反抗封建旧制度，就默默地支持了三弟去抗争。
但是在《春》里，他仿佛又变回了之前的他，对旧势力又开始妥协退让。不过虽然觉新又开始对旧势力进行妥协退让，但是他的自省意识却明显增强。当他又一次遇到人生中的知己――蕙，他却再次选择了妥协，没有勇气去抓住自己的幸福，没有勇气去拯救蕙。他虽然对蕙的被迫出嫁表示不满，却还是去帮了忙。在看到蕙出嫁时的挣扎时，他仿佛看到了从前的自己，想起了梅和瑞珏的悲惨命运，这时他才意识到蕙是他最后一个爱人，他不能失去蕙。可是一切都太晚了，他又亲手毁掉了最后一件宝贵的东西。
然而正是由于蕙表妹的被迫出嫁，并且最终惨死，觉新开始反思自己，开始责问自己，他明白了他的不抵抗主义不能挽救他，他不应该画地为牢。因此，在得知封建家长对淑英的婚事的决定时，他第一时间告诉了那些有着新思想的年轻人，最终帮助淑英逃离了那个看不见的封建旧礼教的深渊。
在《家》《春》中，觉新已经有了一些抗争，而且这两次明显的抗争都是在自己深爱的人惨死之后，在众人的批评鼓励下，去支持别人对旧势力的抗争，自己并没有真正去反抗旧制度、旧势力。但是到了《秋》里，他却在忍无可忍的时候，学会了爆发。最明显的是在《秋》的结尾，当克安、克定被觉民驳得毫无面子，想要从觉新那挽回些面子时，觉新却用了否定句：“我办不到。”并且也说出了憋在他内心的一些话。虽然是受到了觉民的刺激和鼓舞才讲出来的，但毕竟是他自己说出的话，说明他的反抗已经开始付诸行动。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觉新的抗争是具有反复性的。不过尽管如此，也说明了觉新并没有一直顺从懦弱下去，他已经有了自省意识和反抗意识，这说明觉新还是有救的，他的上进心并没有完全被封建旧制度、旧思想所磨灭。大家庭的解散，对他来说也许是件好事，没有了那些恐怖吃人的封建大家长，也许他会跟随时代的步伐前进。
（二）瑞宣式的权衡
“一条绳索套在他的，与一家老幼的，脖子上，越勒越紧。”[1]日本对瑞宣的家人以及街坊邻居造成的伤害，让他明白了即使他因为要照顾一家老少留下来，也改变不了他们的命运。即使他不做反抗日本人的事，只是安分守己地做好自己的工作，日本人还是会找他的麻烦;即使他留下来为保证整个大家庭的温饱而工作，仍不能让他们免受心理上的摧残。尤其是在瑞宣出狱之后，钱默吟老人对他说的一番话让他明白了人要有信仰，相信日本人是可以打倒的。有了这个信仰，瑞宣的意志开始变得更坚定。他开始转变思想，不再认为不肯向敌人屈服是逃避，而将其视为一种操守，一种爱国的操守。他不再那么矛盾，遇到日本人的时候，他不再低头，而是抬头挺胸地从他们面前走过;他不再以为挤电车是一种苦刑，而是将其当做一种锻炼;不再为小事而苦恼，也不再过度悲观。
而瑞宣最大的转变是在见过老三之后。弟弟老三转战回北平，做着地下工作，秘密与瑞宣见面后希望瑞宣能协助他的工作。瑞宣需要老三的鼓励，他同意去学校做教员，去保护学生，去写文章。在学校里，他精心选择教学内容，为的是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他与明月和尚接头，为地下组织写东西。在钱老先生再次入狱，白巡长被撤职后，瑞宣鼓励白巡长与老三和他合作，同心合力，做地下工作。后来瑞宣接替了钱先生，负责地下报刊，直到日本投降、抗战胜利。
“苦难中的希望，洗涤了他的灵*。”[1]瑞宣在为家尽孝和为国尽忠这个看似不能调和的矛盾中找到了他自己的平衡点。经历过前期的苦闷迷茫，经历过那些悲痛，瑞宣的想法和行动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突破了自己思想里只能顾一个的怪圈，毅然决定加入保卫国家、保卫北平的地下工作中，使自己的内心不再矛盾彷徨。他实现了自身的完美蜕变。
（三）文清式的逃避
家庭的腐朽、妻子的刻薄、琐事的繁碎，使文清有了出走的决心。但是他始终不敢迈出那个衰微的士大夫之家，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文清在家里的地位，让他养成了养尊处优的习惯。由于长辈对他过分的宠爱，他身体孱弱，语音清虚，行动飘然。直到十六岁，还需要奶妈帮他穿衣服，可想而知这是怎样的溺爱。而家里其他的人也都一样，当他没走成时，奶妈怕老爷发现，急忙推他进屋，甚至劝他多留几天;愫方帮忙向他父亲曾皓撒谎。
当父亲发现他没走，甚至还在抽烟时，父亲突然给他下跪，求他别再抽烟。文清吓坏了，扔下烟枪跑了出去。父亲因为他中了风，在送父亲去医院的过程中，妻子的刻薄又一次震惊了他。于是文清终于迈出了家门，逃离了这个令人窒息的家。看到文清走出家门，我们不禁会想，也许文清离开这个让他堕落的环境，会自食其力，会发挥自己的才智，找一份工作养活自己，毕竟也不会再受到家里的混乱与腐烂气息的干扰。但是一个多月后，文清落魄地回来了。他就像家里的那只鸽子，关在笼子里，已经不会飞了。他向愫方解释这一切都是因为外面的风浪。是啊，长期在这种娇生惯养的环境中生长，他已经忘记了怎样飞翔，就算尝试过，终究还是会落地。在又一次受到妻子的冷嘲热讽之后，他狠狠地关上了卧室的门，而这一关却是与家人的永别。他用他一生都摆脱不了的鸦片结束了他短暂的人生。
文清先是用逃避的方式逃离了这个家，后来不能独自面对外边世界的风浪又逃回家中，回到家中却发现知己对他的绝望，妻子变本加厉，于是又选择用逃避的方式结束了他的人生。他丢下了他应该承担的，丢下了一切，做出了他人生中最后的选择――彻底逃离这个令他失望的世界和家庭。 三、长子形象存在的特有价值
（一）在新旧文化交替时期的特有价值
从觉新最初的完全顺从懦弱到后来开始有着自省意识并且进行反抗，我们可以看到觉新并不只是一味地向生活低头，并不一味听从长辈的不合理安排，至少他对某些事情是有所改变的。但是觉新的反抗具有反复性。人的观念的转变不是很快就可以完成的。我们知道觉新性格懦弱是很难改变的，并且长期生活在思想愚昧落后的封建大家庭中，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这样使他转变为一个有着新思想的青年难度更大。
“巴金没有将觉新这个人物形象的描写简单化，而是通过《家》《春》《秋》许多类似的情节结构，通过人物的反复描写来塑造觉新这个人物形象。”[1]这也说明了人物思想由旧转新的艰难性，说明新旧文化的转型绝非易事，腐朽的封建旧文化不会甘心顺从地退出文化这个大舞台，新文化也不可能很顺利地被人们接受。然而最后作者在《秋》的尾声中提到请读者暂且相信觉新说过的话：“我的上进之心并未死去。”是有意让大家看到新文化必将代替旧文化的希望，觉新在整个《激流三部曲》的蜕变，更是让我们看到了封建旧制度瓦解旧思想逐渐消失的希望。因此，觉新形象的塑造具有了新旧文化转型时期的特有价值，他的形象的转变暗示了新旧文化转型时期新的希望和未来。
但是《北京人》中的曾文清的形象塑造却代表了这个时期的另一种价值走向。文清最终还是没有从那个腐朽的封建牢笼走出来，他选择用伴他一生的鸦片结束自己的生命。或许我们曾想如果他的妻子是愫方，也许结局就会不一样，也许他还不至于自杀。但是一开始的封建牢笼已经困住了他，他没有选择的余地，而妻子思懿也不是导致他自杀的决定因素，最后也就不可能有着不一样的命运了。我们在为文清感到悲哀的同时，也看到了顺应不了新时代潮流的悲剧，他是封建旧制度的牺牲品。如果不能适应新的环境、新的思想，最终就会被这个社会所淘汰。也就是旧的事物、腐朽的思想必将被新的事物和思想所替代。因此文清之死让我们看到了在新旧文化转型时期的另一种价值走向――适应不了新事物的悲剧走向，文清形象的塑造同样具有这个特殊时期的价值和意义。
正是因为巴金、曹禺对这两个长子形象现实逼真的塑造描写，使得这两个长子人物形象具有了新旧文化交替时期的特有价值。在新思想来袭之时，有两种结果：一是顺应新的思想，改变自己;二是跟随旧事物一起灭亡。
（二）战乱时期的特有价值
《四世同堂》中的瑞宣经过了战乱时期迷茫之后，通过身边的人和事，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和价值。作为长子的他，留下照顾家里。就算在迷茫时期，也不曾向日本侵略者低头，他是有骨气的，而他的二弟瑞丰却丢掉了骨气。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看出瑞宣身上的爱国热情。再后来，瑞宣走上了为国效力的道路。作为战乱时期的长子，瑞宣没有丢掉家人，没有丢掉国家。尽管没有离开北平直赴战场，但是他却在顾家和为国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很好地协调了这二者的关系。我们不得不说，瑞宣这个人物形象，正是战乱时期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有一类人，尽管走不了，却依然尽自己所能，为国家做贡献。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处于长子的地位，这些人的形象塑造并不是只有悲剧性，他们的存在有着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揭示了特殊时期所特有的价值。
四、结语
纵观本文对长子形象以及特有价值的分析，我们认识到，长子的悲剧是整个封建礼制、封建制度的悲剧，也是具有较深的传统旧思想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悲剧。但是不同的人生选择决定了他们的人生轨迹，决定了他们还有存在的价值和生的希望，而这些长子形象的塑造更是揭示了时代更新的艰难性，以及新事物必将代替旧事物的必然趋势。
注释：
[1]老舍：《四世同堂?惶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9页。
[2]曹禺：《曹禺选集?北京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3―424页。
[3]巴金：《巴金选集》（第一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
[4]沈建林：《祁瑞宣的性格组合》，名作欣赏，1988年，第4期。
[5]老舍：《四世同堂?惶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57页。
[6]曹禺：《曹禺选集?北京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97页。
[7]宋曰家：《巴金小说人物论》，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18页。
[8]老舍：《四世同堂?偷生》，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14页。
[9]老舍：《四世同堂?偷生》，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页。
[10]宋曰家：《巴金小说人物论》，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19页。
参考文献：
[1]巴金.巴金选集（第一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2]巴金.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3]巴金.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4]宋曰家.巴金小说人物论[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2.
[5]老舍.四世同堂?惶惑[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
[6]老舍.四世同堂?偷生[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
[7]老舍.四世同堂?饥荒[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
[8]曹禺.曹禺选集北京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9]*丽敏.旧时代的牺牲品，新时代的“多余人”[J].作家杂志，2013，（3）.
[10]韩一红.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论觉新[J].时代文学，2012，（2）.
[11]沈建林.祁瑞宣的性格组合[J].名作欣赏，1988，（4）.
[12]邵庆中.“空壳”与“内核”――曾文清性格悲喜因素浅析[J].广西师院学报，1990，（2）.
[13]陈留生.特殊“废物”[J].连云港教育学院学报，1996，（2）.
[14]杨凡.论现代小说中长子形象的悲剧性[J].重庆社会科学，2006，（1）.
（徐晓妍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221116）